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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嘉龍律師 關於股東資格確認案件的裁判邏輯分析——以出資憑證為例

2017-11-08

田嘉龍律師 關於股東資格確認案件的裁判邏輯分析——以出資憑證為例

2017-11-08

一、概述

股東資格確認一直是我國審判實踐中經常遇到的公司法問題之一,也“是當前法院受理的公司糾紛案件中量大面廣的一類訴訟案件。”(參見劉俊海:《論股東資格的確認》,載王保樹主編:《實踐中的公司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頁。)由於該問題在直接法律規制方面的缺失,導致主張股東資格的證據種類繁多。其中,以出資憑證類證據而提起股東資格確認的案件,因其涉及公司資本分類以及股權取得途徑等問題,從而使得其裁判思路頗為“曲折”。

二、分述

本文所謂之“出資憑證”主要包括兩類:一為出資證明書,二為其他出資憑證。其中,“出資證明書”是指有限責任公司股東的法定出資憑證,是由公司向股東簽發的要式檔之一。但是“現實生活中,有些有限責任公司可能不出具出資證明書,往往以其他各種形式的憑證(比如蓋有“股金”字樣的收條、收據等)作為出資證明。”(參見巴晶炎:《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資格的認定》,載劉蘭芳主編:《公司法前沿理論與實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頁。)對此,本文將其統稱為“其他出資憑證”。

(一)出資證明書

參考案例:

【案例一】:《上海成浦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與湖南國光瓷業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湘財證券有限責任公司股權確認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二終字第112號民事判決書】

【案例二】:《李豔萍、屈少英與甘肅福明高新建築材料有限公司、林祥明借款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字第3310號民事裁定書】

【案例三】:《吳立雲、馮現秋與蘇桂雲、徐州生力氣體有限公司股東資格確認糾紛》【徐州市中級人民法院(2014)徐商終字第0753號民事判決書】

【案例四】:《上訴人武漢普提金香桂地產有限公司與被上訴人張仁富、原審被告普提金集團有限公司合同糾紛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終字第388號民事判決書】

有觀點認為“持有出資證明書並不是認定股東資格的必要條件,沒有持出資證明書的也可能被認定為股東。因此出資證明書在認定股東資格中也無決定性的效力。”(參見范健、王建文著:《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頁。)筆者部分同意上述觀點:的確認定股東資格無需以持有出資證明書為必要條件,實踐中有非常多的公司並不給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因而未持有出資證明書者並不妨礙其被認定為股東。但是,一旦某人持有公司向其簽發的出資證明書,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那麼該出資證明書便足以產生認定其股東資格的效力(參見趙旭東主編:《公司法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頁)。

《公司法》第三十一條: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後,應當向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

出資證明書應當載明下列事項:

(一)公司名稱;

(二)公司成立日期;

(三)公司註冊資本;

(四)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繳納的出資額和出資日期;

(五)出資證明書的編號和核發日期。

出資證明書由公司蓋章。

根據上揭法律條文所示,其實法律已然將出資證明書與股東資格之間建立了直接關聯:出資證明書就是法律所預設並專門由公司向股東簽發的,其簽發物件的唯一性(只能是股東)和特定的記載內容(“股東的姓名或名稱”及“繳納的出資額”)均表明了受領者的股東身份,而簽發主體(公司)和法定的格式要求(“由公司蓋章”)則代表了公司對於受領者之股東身份的認可,從而體現了公司作為獨立法人的自主意志。為此,上述這些特性均決定了出資證明書對於股東資格的證明作用。

但是有學者認為“出資人的出資作為實質要件都無法作為證明股東資格的唯一、必備要件,談何是出資證明書,其證明效力並不是很高。”(參見王林清著:《公司糾紛裁判思路與規範解釋》(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22頁)筆者認為上述觀點的邏輯值得商榷:儘管筆者也同意“出資”不是認定股東資格的必要條件,但卻不能憑此就弱化(甚至否定)出資證明書的證明效力。因為二者存在的維度不同,不能將“出資”簡單地等同於出資證明書。“出資”本身存在實繳、認繳之分,“資”的範圍也有股權資本、債權資本之別,即便把界限限縮在實繳股權資本的範圍內,也還存在隱名出資的情況。故而,若單單從“出資”這個蓋然的角度出發,它的確不能成為認定股東資格的要件,因為有些股東(認繳出資的股東以及繼受取得股權的股東)在取得股東資格時並未向公司出資,而有些向公司實際出資的人(隱名出資中的實際出資人及公司債權融資中的債權人)也不是股東。但是,出資證明書的角度恰恰是相反的,它是從實然、從結果的層面出發的,按照上揭法律條文的設置,出資證明書的受領者理應是那些已經向公司實繳出資、款項進入公司股權資本、被公司明知且認可為股東的“人”。為此,從這個結果反向推導的話,這些出資證明書的受領者就是股東。儘管出資證明書的設置目的在於對出資(股權資本)事實的記錄與證明,但在無相反證據的情況下,其亦能成為證明出資人之股東資格的直接有力證據之一。

在【案例一】中,最高人民法院就將出資證明書作為了認定股東資格的主要證據之一:

“湘財證券根據上述工商部門核准的登記而變更股東名冊並向國光公司簽發6000萬元的《出資證明書》,國光公司作為股東連續參加股東大會,已享受股東紅利,以及成浦公司自始至終對上述行為沒有提出異議等系列事實,已經充分表明國光公司在法律上和事實上皆已經成為湘財證券的股東。”

在【案例二】中,最高人民法院對於涉案的收款收據也是首先識別其是否屬於出資證明書:

“至於案涉七份合計450萬元收款收據是否屬於出資證明書的問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第三十一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成立後,應當向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出資證明書應當載明下列事項:(一)公司名稱;(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註冊資本;(四)股東的姓名或者名稱、繳納的出資額和出資日期;(五)出資證明書的編號和核發日期。出資證明書由公司蓋章”。經審查,案涉七份收款收據無論從內容還是格式,都不符合上述關於出資證明書的規定。”

可見,在股東資格確認問題上,出資證明書的直接證明作用是顯而易見的。只不過,這種證明作用並不絕對,前提是沒有相反證據。【案例三】中的情況便是如此,儘管公司向“股東”出具了出資證明書,但由於其與事實不符,法院也並未確認其證明效力:

“本院認為:蘇桂雲非生力公司股東,不具有生力公司股東資格。……蘇桂雲雖然在二審期間向本院提交了一份簽發日期為2002年4月21日,由生力公司向其出具的出資證明書,以證明其具有生力公司股東資格,但一則被上訴人對於該出資證明書的真實性不予認可,二則經本院調查,蘇桂雲當庭陳述該出資證明書系2003年、2004年補簽,但蘇桂雲未能就上述股東會決議未撤銷情形下生力公司為何向其補簽出資證明書,提供相關證據證明並作出合理解釋,因此,蘇桂雲向本院提交的該份出資證明書來源不明,且與生力公司2002年12月8日股東會決議內容相矛盾,對其證明效力本院依法不予確認。”

而在【案例四】中,其甚至已經擴大到了對於出資事實本身的證明。在該案中,即便公司在其簽發的出資證明書中確認為股權投資款,但是由於查明其中7200萬元款項的性質實際上為借款。為此,無論一審還是二審,法院均否定了出資證明書對此的證明作用:

“普提金集團另將其對香桂公司水生所官橋基地專案的投資款7200萬元轉讓給張仁富,香桂公司向張仁富出具收款收據及出資證明書予以確認,該7200萬元收取15%的固定利息,應視為香桂公司對張仁富的借款,此部分款項系普提金集團經債權人張仁富同意後將債務轉移給香桂公司。香桂公司訴稱8000萬元全部屬於股權投資款,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

據此,審判機關對此類案件的裁判邏輯是從實然角度來判斷出資人的股東資格問題。而出資證明書對於股東資格的表面證明邏輯也是從實然角度發出,其對審判機關的判斷則起到推定的證明作用,其證明結論是一種推定的事實。這就使得出資人在訴訟中處於一種舉證的優勢地位,即:其可無需另舉他證地主張具有股東資格,此若與實然狀態不符,則異議者可舉反證否認,否則審判機關理應確認該推定事實成立。

(二)其他出資憑證

參考案例:

【案例五】:《張克江上訴北京聯慧技術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終4850號】

【案例六】:《北京世紀九創模型技術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與汪安洲股東資格確認糾紛案》【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終4020號民事判決書】

【案例七】:《萬家裕與麗江宏瑞水電開發有限公司其他股東權糾紛審判監督民事判決書》【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00054號民事判決書】

【案例八】:《魯長福與北京金世紀農業發展有限公司、北京市後魯農工商公司、北京市順義後魯水泥構件廠股權確認糾紛案》【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終字第19510號民事判決書】

對於其他出資憑證,情況則有所不同。此將牽涉公司資本構成以及股權取得途徑等問題。

法律意義上的公司資本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公司資本包括股權資本、債權資本和公司自生資本。狹義的公司資本僅指股權資本而言。這種意義上的公司資本,又稱為公司股本,是指公司成立時由公司章程所確定的由股東出資所構成的公司財產的總和。”(參見施天濤著:《公司法論》,法律出版社2006年7月第2版,第160頁。)與此相對的,公司融資的管道亦分為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兩種。而獲得股權的途徑則分為原始取得與繼受取得。

那麼,由於其他出資憑證不像出資證明書是一種法定要式文件,其不具有出資證明書的推定證明效力。因此,就要首先判斷該其他出資憑證所代表資金的流向:是支付給了原股東而構成了股權轉讓的對價,還是流入公司構成對公司的出資。

如果構成了股權轉讓的對價,當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二十三條的規定時,則可徑直向公司主張確認其股東資格。(注意:此時僅為主張公司對其進行資格確認,而非證明其已獲得股東資格。)

《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二十三條:當事人依法履行出資義務或者依法繼受取得股權後,公司未根據公司法第三十一條、第三十二條的規定簽發出資證明書、記載于股東名冊並辦理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當事人請求公司履行上述義務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如果是對公司的出資,基於公司股權融資與債權融資之管道的不同,則需要辨別該出資是否構成了公司的股權資本。無論出資流入了公司的初始股權資本還是新增股權資本(在溢價增資的情況下,只有部分出資進入到了公司新增股權資本,其餘部分則劃入公司的資本公積),其均可遵循前述《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二十三條之規定行事。但需要注意的是,當出資人主張是通過增資而獲得股東資格時,其舉證的重要一環則是要證明公司存在依法增資的事實。否則,出資進入新增股權資本一節根本無從談起。

對此,北京市一中院在【案例五】中的裁判邏輯便是如此:

“對此本院認為,股東是指向公司投資或者基於其他合法原因而持有公司資本的一定份額,並憑所持份額行使股東權利並承擔義務的主體。聯慧公司在公司登記機關的註冊檔案中,無張克江為股東的記載,張克江主張其基於公司增資而成為聯慧公司股東,則張克江應就公司增資、其與其他股東就其出資入股形成合意、其出資行為符合法律規定提交證據予以證明。”

倘若資金最終並沒有進入公司的股權資本,那麼無論該出資憑證的格式為何、簽發人為何以及記載內容為何,其都無法證明出資人的股東資格,也不能使其據此要求確認其股東資格。至於因資金流轉形成的法律關係以及產生的爭議,只能另案解決,正如下列【案例六】所示:

“汪安洲主張其已向公司實際繳納出資款,並在本案中提交了世紀九創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據,共計金額45311.5元。對此本院認為,這些收據金額不一,有的載明“股金”,有的載明“股金預收款”,有的載明“入股款(天津九創)注:股份占8%”,從形式上看即不能與公司股權及所謂出資份額形成對應關係,且在現有證據不能證明世紀九創公司存在依法增資的情況下,汪安洲向世紀九創公司繳納款項不代表其在履行出資義務。至於汪安洲向世紀九創公司付款、世紀九創公司為其出具《證書》,雙方因此形成的法律關係及所產生的爭議,並非本案確認股東資格糾紛審理範疇,可另行解決。”

而最高人民法院更是通過【案例七】從反向進行論述,如果一筆資金已經進入到了公司的股權資本,即便當事人均主張為借款,甚至已經履行了借款的全部外觀手續,那麼也不能認定雙方成立的是債權債務關係,更不能就此否定出資人的股東資格:

“本案中,萬家裕打入宏瑞公司帳戶的510萬元性質上為出資款,且為《宏瑞公司章程》所確認,該510萬元進入宏瑞公司的帳戶後,即成為宏瑞公司的法人財產,無論是萬家裕主動要求宏瑞公司將其出資轉變為借款,還是唐振雲代表宏瑞公司向萬家裕出具《借條》並將出資作為借款償還,抑或是萬家裕與宏瑞公司協商一致,將出資轉變為借款而歸還,本質上都是根本改變萬家裕對宏瑞公司出資性質的違法行為,都會導致萬家裕抽回出資並退股的法律後果,這是有違公司法的禁止性規定的,因而上述行為均應無效,萬家裕的股東身份自然也不應因此種無效行為而改變。”

可見,審判機關的視角還看從實然層面出發的。其考察的重點就是:判斷其他出資憑證是否成為出資人取得股權的對價證明。而這種判斷則是通過出資人取得股權的途徑作出的。正如在【案例八】中北京市二中院的判別思路一樣:

“本案中,金世紀公司於2000年12月25日成立,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備案的金世紀公司章程顯示金世紀公司原始股東為農工商公司與水泥構件廠。魯長福並未參與金世紀公司的最初設立,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備案的公司章程上簽章,亦未實際認繳金世紀公司的註冊資本,故魯長福不是金世紀公司的原始股東。其次,金世紀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門備案的公司章程顯示金世紀公司註冊資本600000元,魯長福亦未提供任何證據證明金世紀公司增加了註冊資本,魯長福通過增資方式取得金世紀公司的股東資格。金世紀公司的原始股東為農工商公司與水泥構件廠,魯長福亦未提供證據證明其與金世紀公司的股東農工商公司及水泥構件廠之間存在股權轉讓、繼承或其它使其成為繼受股東的事由,故不能認定魯長福是金世紀公司的繼受股東。據此,不應認定魯長福具有金世紀公司的股東資格。”

據此,對於其他出資憑證來講,其本身與股東資格毫無關聯,其只能代表一種資金的流轉關係而已。為了使該資金流轉關係與股東資格之間產生一定聯繫,二者之間必須建立一個連接點。為此,出資人就需要從資金的流向(原股東還是公司)、獲得股權的途徑(原始取得還是繼受取得)以及目標公司是否存在合法的股權變動等方面提出各種補強證據。

最後,作為一種例外情況,在隱名出資中實際出資人的出資雖然進入到了公司的股權資本,但其也不能據此要求確認其股東資格。因為這種隱名的狀態是實際出資人真實意願所致,是其有意為之的。其欲意顯名,須另行滿足下述《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為其設定的顯名條件:

《公司法司法解釋三》第二十四條第三款:實際出資人未經公司其他股東半數以上同意,請求公司變更股東、簽發出資證明書、記載于股東名冊、記載于公司章程並辦理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