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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嘉龙律师 关于股东资格确认案件的裁判逻辑分析——以出资凭证为例

2017-11-08

田嘉龙律师 关于股东资格确认案件的裁判逻辑分析——以出资凭证为例

2017-11-08

一、概述

股东资格确认一直是我国审判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公司法问题之一,也“是当前法院受理的公司纠纷案件中量大面广的一类诉讼案件。”(参见刘俊海:《论股东资格的确认》,载王保树主编:《实践中的公司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0页。)由于该问题在直接法律规制方面的缺失,导致主张股东资格的证据种类繁多。其中,以出资凭证类证据而提起股东资格确认的案件,因其涉及公司资本分类以及股权取得途径等问题,从而使得其裁判思路颇为“曲折”。

二、分述

本文所谓之“出资凭证”主要包括两类:一为出资证明书,二为其他出资凭证。其中,“出资证明书”是指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法定出资凭证,是由公司向股东签发的要式文件之一。但是“现实生活中,有些有限责任公司可能不出具出资证明书,往往以其他各种形式的凭证(比如盖有“股金”字样的收条、收据等)作为出资证明。”(参见巴晶炎:《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的认定》,载刘兰芳主编:《公司法前沿理论与实践》,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68页。)对此,本文将其统称为“其他出资凭证”。

(一)出资证明书

参考案例:

【案例一】:《上海成浦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与湖南国光瓷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确认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02)民二终字第112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二】:《李艳萍、屈少英与甘肃福明高新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林祥明借款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6)民申字第3310号民事裁定书】

【案例三】:《吴立云、冯现秋与苏桂云、徐州生力气体有限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徐商终字第0753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四】:《上诉人武汉普提金香桂地产有限公司与被上诉人张仁富、原审被告普提金集团有限公司合同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2015)民一终字第388号民事判决书】

有观点认为“持有出资证明书并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没有持出资证明书的也可能被认定为股东。因此出资证明书在认定股东资格中也无决定性的效力。”(参见范健、王建文著:《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笔者部分同意上述观点:的确认定股东资格无需以持有出资证明书为必要条件,实践中有非常多的公司并不给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因而未持有出资证明书者并不妨碍其被认定为股东。但是,一旦某人持有公司向其签发的出资证明书,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那么该出资证明书便足以产生认定其股东资格的效力(参见赵旭东主编:《公司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96页)。

《公司法》第三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

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

(一)公司名称;

(二)公司成立日期;

(三)公司注册资本;

(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

(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

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

根据上揭法律条文所示,其实法律已然将出资证明书与股东资格之间建立了直接关联:出资证明书就是法律所预设并专门由公司向股东签发的,其签发对象的唯一性(只能是股东)和特定的记载内容(“股东的姓名或名称”及“缴纳的出资额”)均表明了受领者的股东身份,而签发主体(公司)和法定的格式要求(“由公司盖章”)则代表了公司对于受领者之股东身份的认可,从而体现了公司作为独立法人的自主意志。为此,上述这些特性均决定了出资证明书对于股东资格的证明作用。

但是有学者认为“出资人的出资作为实质要件都无法作为证明股东资格的唯一、必备要件,谈何是出资证明书,其证明效力并不是很高。”(参见王林清著:《公司纠纷裁判思路与规范解释》(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422页)笔者认为上述观点的逻辑值得商榷:尽管笔者也同意“出资”不是认定股东资格的必要条件,但却不能凭此就弱化(甚至否定)出资证明书的证明效力。因为二者存在的维度不同,不能将“出资”简单地等同于出资证明书。“出资”本身存在实缴、认缴之分,“资”的范围也有股权资本、债权资本之别,即便把界限限缩在实缴股权资本的范围内,也还存在隐名出资的情况。故而,若单单从“出资”这个盖然的角度出发,它的确不能成为认定股东资格的要件,因为有些股东(认缴出资的股东以及继受取得股权的股东)在取得股东资格时并未向公司出资,而有些向公司实际出资的人(隐名出资中的实际出资人及公司债权融资中的债权人)也不是股东。但是,出资证明书的角度恰恰是相反的,它是从实然、从结果的层面出发的,按照上揭法律条文的设置,出资证明书的受领者理应是那些已经向公司实缴出资、款项进入公司股权资本、被公司明知且认可为股东的“人”。为此,从这个结果反向推导的话,这些出资证明书的受领者就是股东。尽管出资证明书的设置目的在于对出资(股权资本)事实的记录与证明,但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其亦能成为证明出资人之股东资格的直接有力证据之一。

在【案例一】中,最高人民法院就将出资证明书作为了认定股东资格的主要证据之一:

“湘财证券根据上述工商部门核准的登记而变更股东名册并向国光公司签发6000万元的《出资证明书》,国光公司作为股东连续参加股东大会,已享受股东红利,以及成浦公司自始至终对上述行为没有提出异议等系列事实,已经充分表明国光公司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皆已经成为湘财证券的股东。”

在【案例二】中,最高人民法院对于涉案的收款收据也是首先识别其是否属于出资证明书:

“至于案涉七份合计450万元收款收据是否属于出资证明书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一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应当向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出资证明书应当载明下列事项:(一)公司名称;(二)公司成立日期;(三)公司注册资本;(四)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缴纳的出资额和出资日期;(五)出资证明书的编号和核发日期。出资证明书由公司盖章”。经审查,案涉七份收款收据无论从内容还是格式,都不符合上述关于出资证明书的规定。”

可见,在股东资格确认问题上,出资证明书的直接证明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只不过,这种证明作用并不绝对,前提是没有相反证据。【案例三】中的情况便是如此,尽管公司向“股东”出具了出资证明书,但由于其与事实不符,法院也并未确认其证明效力:

“本院认为:苏桂云非生力公司股东,不具有生力公司股东资格。……苏桂云虽然在二审期间向本院提交了一份签发日期为2002年4月21日,由生力公司向其出具的出资证明书,以证明其具有生力公司股东资格,但一则被上诉人对于该出资证明书的真实性不予认可,二则经本院调查,苏桂云当庭陈述该出资证明书系2003年、2004年补签,但苏桂云未能就上述股东会决议未撤销情形下生力公司为何向其补签出资证明书,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并作出合理解释,因此,苏桂云向本院提交的该份出资证明书来源不明,且与生力公司2002年12月8日股东会决议内容相矛盾,对其证明效力本院依法不予确认。”

而在【案例四】中,其甚至已经扩大到了对于出资事实本身的证明。在该案中,即便公司在其签发的出资证明书中确认为股权投资款,但是由于查明其中7200万元款项的性质实际上为借款。为此,无论一审还是二审,法院均否定了出资证明书对此的证明作用:

“普提金集团另将其对香桂公司水生所官桥基地项目的投资款7200万元转让给张仁富,香桂公司向张仁富出具收款收据及出资证明书予以确认,该7200万元收取15%的固定利息,应视为香桂公司对张仁富的借款,此部分款项系普提金集团经债权人张仁富同意后将债务转移给香桂公司。香桂公司诉称8000万元全部属于股权投资款,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据此,审判机关对此类案件的裁判逻辑是从实然角度来判断出资人的股东资格问题。而出资证明书对于股东资格的表面证明逻辑也是从实然角度发出,其对审判机关的判断则起到推定的证明作用,其证明结论是一种推定的事实。这就使得出资人在诉讼中处于一种举证的优势地位,即:其可无需另举他证地主张具有股东资格,此若与实然状态不符,则异议者可举反证否认,否则审判机关理应确认该推定事实成立。

(二)其他出资凭证

参考案例:

【案例五】:《张克江上诉北京联慧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4850号】

【案例六】:《北京世纪九创模型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与汪安洲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京01民终4020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七】:《万家裕与丽江宏瑞水电开发有限公司其他股东权纠纷审判监督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4)民提字第00054号民事判决书】

【案例八】:《鲁长福与北京金世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北京市后鲁农工商公司、北京市顺义后鲁水泥构件厂股权确认纠纷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09)二中民终字第19510号民事判决书】

对于其他出资凭证,情况则有所不同。此将牵涉公司资本构成以及股权取得途径等问题。

法律意义上的公司资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公司资本包括股权资本、债权资本和公司自生资本。狭义的公司资本仅指股权资本而言。这种意义上的公司资本,又称为公司股本,是指公司成立时由公司章程所确定的由股东出资所构成的公司财产的总和。”(参见施天涛著:《公司法论》,法律出版社2006年7月第2版,第160页。)与此相对的,公司融资的渠道亦分为股权融资和债权融资两种。而获得股权的途径则分为原始取得与继受取得。

那么,由于其他出资凭证不像出资证明书是一种法定要式文件,其不具有出资证明书的推定证明效力。因此,就要首先判断该其他出资凭证所代表资金的流向:是支付给了原股东而构成了股权转让的对价,还是流入公司构成对公司的出资。

如果构成了股权转让的对价,当符合《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的规定时,则可径直向公司主张确认其股东资格。(注意:此时仅为主张公司对其进行资格确认,而非证明其已获得股东资格。)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当事人依法履行出资义务或者依法继受取得股权后,公司未根据公司法第三十一条、第三十二条的规定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当事人请求公司履行上述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如果是对公司的出资,基于公司股权融资与债权融资之渠道的不同,则需要辨别该出资是否构成了公司的股权资本。无论出资流入了公司的初始股权资本还是新增股权资本(在溢价增资的情况下,只有部分出资进入到了公司新增股权资本,其余部分则划入公司的资本公积),其均可遵循前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之规定行事。但需要注意的是,当出资人主张是通过增资而获得股东资格时,其举证的重要一环则是要证明公司存在依法增资的事实。否则,出资进入新增股权资本一节根本无从谈起。

对此,北京市一中院在【案例五】中的裁判逻辑便是如此:

“对此本院认为,股东是指向公司投资或者基于其他合法原因而持有公司资本的一定份额,并凭所持份额行使股东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联慧公司在公司登记机关的注册档案中,无张克江为股东的记载,张克江主张其基于公司增资而成为联慧公司股东,则张克江应就公司增资、其与其他股东就其出资入股形成合意、其出资行为符合法律规定提交证据予以证明。”

倘若资金最终并没有进入公司的股权资本,那么无论该出资凭证的格式为何、签发人为何以及记载内容为何,其都无法证明出资人的股东资格,也不能使其据此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至于因资金流转形成的法律关系以及产生的争议,只能另案解决,正如下列【案例六】所示:

“汪安洲主张其已向公司实际缴纳出资款,并在本案中提交了世纪九创公司向其出具的收据,共计金额45311.5元。对此本院认为,这些收据金额不一,有的载明“股金”,有的载明“股金预收款”,有的载明“入股款(天津九创)注:股份占8%”,从形式上看即不能与公司股权及所谓出资份额形成对应关系,且在现有证据不能证明世纪九创公司存在依法增资的情况下,汪安洲向世纪九创公司缴纳款项不代表其在履行出资义务。至于汪安洲向世纪九创公司付款、世纪九创公司为其出具《证书》,双方因此形成的法律关系及所产生的争议,并非本案确认股东资格纠纷审理范畴,可另行解决。”

而最高人民法院更是通过【案例七】从反向进行论述,如果一笔资金已经进入到了公司的股权资本,即便当事人均主张为借款,甚至已经履行了借款的全部外观手续,那么也不能认定双方成立的是债权债务关系,更不能就此否定出资人的股东资格:

“本案中,万家裕打入宏瑞公司账户的510万元性质上为出资款,且为《宏瑞公司章程》所确认,该510万元进入宏瑞公司的账户后,即成为宏瑞公司的法人财产,无论是万家裕主动要求宏瑞公司将其出资转变为借款,还是唐振云代表宏瑞公司向万家裕出具《借条》并将出资作为借款偿还,抑或是万家裕与宏瑞公司协商一致,将出资转变为借款而归还,本质上都是根本改变万家裕对宏瑞公司出资性质的违法行为,都会导致万家裕抽回出资并退股的法律后果,这是有违公司法的禁止性规定的,因而上述行为均应无效,万家裕的股东身份自然也不应因此种无效行为而改变。”

可见,审判机关的视角还看从实然层面出发的。其考察的重点就是:判断其他出资凭证是否成为出资人取得股权的对价证明。而这种判断则是通过出资人取得股权的途径作出的。正如在【案例八】中北京市二中院的判别思路一样:

“本案中,金世纪公司于2000年12月25日成立,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金世纪公司章程显示金世纪公司原始股东为农工商公司与水泥构件厂。鲁长福并未参与金世纪公司的最初设立,未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上签章,亦未实际认缴金世纪公司的注册资本,故鲁长福不是金世纪公司的原始股东。其次,金世纪公司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备案的公司章程显示金世纪公司注册资本600000元,鲁长福亦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金世纪公司增加了注册资本,鲁长福通过增资方式取得金世纪公司的股东资格。金世纪公司的原始股东为农工商公司与水泥构件厂,鲁长福亦未提供证据证明其与金世纪公司的股东农工商公司及水泥构件厂之间存在股权转让、继承或其它使其成为继受股东的事由,故不能认定鲁长福是金世纪公司的继受股东。据此,不应认定鲁长福具有金世纪公司的股东资格。”

据此,对于其他出资凭证来讲,其本身与股东资格毫无关联,其只能代表一种资金的流转关系而已。为了使该资金流转关系与股东资格之间产生一定联系,二者之间必须建立一个连接点。为此,出资人就需要从资金的流向(原股东还是公司)、获得股权的途径(原始取得还是继受取得)以及目标公司是否存在合法的股权变动等方面提出各种补强证据。

最后,作为一种例外情况,在隐名出资中实际出资人的出资虽然进入到了公司的股权资本,但其也不能据此要求确认其股东资格。因为这种隐名的状态是实际出资人真实意愿所致,是其有意为之的。其欲意显名,须另行满足下述《公司法司法解释三》为其设定的显名条件:

《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四条第三款: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