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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飞扬律师 企业家当“慎战”

2017-09-08

 

 

黄光裕曾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最成功的零售企业家之一,蝉联两届中国首富。他在资本市场上所表现的出奇制胜、翻云覆雨的功力,国内几无出其右者。然而正当众人把艳羡的眼光投向他时,他却亲手击碎了自己创造的“神话”——他面临着内幕交易罪、非法经营罪、单位行贿罪等三项罪名的指控。

无风不起尘埃,无祸不起事端。操纵中关村股价成为黄光裕倒下的导火索。

1999年6月2日成立的中关村,曾是北京主打科技的上市公司。2000年因CDMA网络投资陷入31.2亿元贷款担保。2006年4月4日,黄光裕旗下的北京鹏泰投资有限公司受让中关村29.58%的股份,每股作价0.78元,比2005年每股净资产0.74元略有溢价。

从黄光裕入股中关村起,该股票股价从最初的2.50元左右,到2007年9月28日,股价大涨至14.76元,之后长时间停牌。在复牌前一天,中关村公布了地产注资计划——以每股14.67元向鹏泰投资及一致行动人非公开发行12.27亿股(总计180亿元),用于收购鹏润地产。2008年5月8日复牌后,中关村股价最高达到17.80元,较之最初,涨幅六倍。

据起诉书透露,黄光裕在此过程中分两阶段进行内幕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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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是2007年 4月27日至6月27日间,黄光裕作为中关村实际控制人、董事,在拟将中关村与鹏泰投资进行资产置换事项中,决定并指令他人使用其实际控制交易的龙燕、王振树等六人的股票账户,累计购入中关村股票976万余股,成交额9310万余元。至6月28日公告上述事宜时,六个股票账户的账面收益额为人民币384万余元。

                                                                                 
第二次是2007年8月13日至9月28日间,在拟以中关村收购鹏润地产全部股权进行重组事项中,黄光裕决定并指令杜鹃利用其实际控制的曹楚娟、林家锋等79人的股票账户,累计购入“中关村”股票1.04亿余股,成交额共计人民币13.22亿余元。至2008年5月7日公告日时,79个股票账户的账面收益额为人民币3.06亿余元。

 

利用掌握的内幕消息,集合大额资金炒作拉高后退出,这种操作手法在业内并不罕见,也算不上什么高明的手段。而且黄光裕在操纵中关村股票时不但没有获利,反而赔了钱。在中关村股票停牌的6个多月里,A股从6124点暴跌至3700点,他手里14元的平均成本后来跌至两元多,此前不停割肉也并未减少损失。

频繁的操作以及中关村股票的异常引起了监管层的注意。2008年4月,证监会对中关村股票异常交易立案调查。证监会发现多个操作中关村股票的可疑账户,这些散户资金量巨大,在同一时点大进大出,账户都是短时间内借用身份证开立的,而资金来源竟与香港地下钱庄有关。经过进一步调查,通过香港赌业大佬洗钱以及他背后的“贪腐黑社会”逐渐大白于天下。

操纵中关村股价直接导致了黄光裕功败垂成,但黄光裕接手中关村的初衷却并非如此,而是基于一个宏伟的设想。产业“互动、互补、互助”一直是黄光裕“相融共生”经营理念的核心,而地产加零售这对“黄金组合”正是这一理念的集中体现。黄光裕在打造国内家电零售龙头老大地位的同时,他也在着手展开房地产业务的大手笔。2006年,黄光裕筹划对旗下鹏润地产推向资本市场,立志借助资本市场在房地产业有所作为。

这次,黄光裕选择了中关村。2006年7月27日,黄光裕旗下鹏泰投资斥资2.36亿元成为中关村的第一大股东,持股29.58%。从这时起,黄光裕开始打造地产帝国的梦想。只是,让黄光裕始料未及的是,这条重组之路竟是如此漫长。据公开资料显示,中关村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50亿左右,60%以上是对广东CDMA项目提供的担保;同时,中关村旗下的中关村证券因为违规经营导致巨亏,中关村2005年不得不全额计提了投资减值准备,亏损达5亿元。2008年5月,中关村发布公告宣布通过非公开发行股份方式将鹏润地产180亿元地产资产注入上市公司。然而,时隔三个月之后,中关村发布公告,决定放弃地产资产的注入。至此,“地产借壳梦”破灭,黄光裕骑虎难下。在这种背景之下,施展资本运作的天赋操纵股价成为了黄光裕不二之选,黄光裕也因此一步步滑向深渊。

 

孙子兵法开篇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认为战争关系军民生死和国家存亡,不能不慎;战争“兴师十万”,“日费千金”,“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从经济上看也不能不慎;“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打了胜仗,而不能巩固胜利果实,也是很危险的,即从军事上看同样不能不慎。“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这就是孙子的“慎战”思想。

著名企业家落马的悲剧频频上演,并且还在继续上演着。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归因于企业家法律知识的缺乏或者法律意识的淡薄,因为企业身边绝对不缺乏法律高参。根本的原因在于企业家身上风险意识的短板。一名优秀的企业家不仅需要高智商、高情商,还需要高险商。“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高明的企业家在作决策时,不仅 “知用兵之利”,还知“知用兵之害”,正反两方面反复权衡,方能做出科学的决策。反之,企业家之败往往也败在险商不足,仅看到高利润,忽视了高风险。要么对后果的严重性估计不足,要么心存侥幸,要么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所谓的“政府背景”上边。事发之时,才追悔莫及。

黄光裕曾经说过:“我做事的习惯,方向一旦明确,应该有三分把握,我就敢去做。而且我是要求速度的,尽快实施,我不会说花三个月来谋划,把这个规划书标点符号我都给它改清楚了,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我不会。我是边实施边做边修正,(中途放弃的事)不能说一点没有,但是在重要事情上要让我放弃可以说是非常难。”有三分把握,就敢去做。这句话听起来豪气干云,也颇有典型的潮汕商人的气概。但这也或许正是造成黄光裕悲剧下场的原因所在。不深入评估,便贸然涉足中关村,以致陷入泥潭,骑虎难下;而在这种情势之下,让他放弃“可以说是非常之难”,于是他就利用内幕消息、地下钱庄和“贪腐联盟”炒作股票,更是错上加错,不能自拔。企业家有胆有识固然可贵,但是踩着政策和法律的边缘迈步前行毕竟是相当危险的。有三分把握就去做,他的底气或许来自其强大的“贪腐联盟”,他认为只要有了这些保护伞,既使遇到风险他也可以逢凶化吉。但他没有想到,当东窗事发之时,这些看似牢不可破的保护伞一根一根都被连根拔起。

企业家做决策就如同发动战争一样,一招一式都关系着企业的生死存亡。企业家做决策时也必须“慎战”,三思而后行。

“永远战战兢兢,永远如履薄冰!”——深谙孙子兵法的张瑞敏,或许正是受了“慎战”思想的启发方才发此感言。